●临川文化研究成果(选录1)

发布者:丁晓卿发布时间:2016-06-24浏览次数:507

汤显祖致力教育的主要原因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黄建荣

  

摘要:汤显祖致力教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除了遵循封建士大夫和学

者倾心教育的普遍性原则之外,还在于有着他个人的独特性。这一独特性可归结

为三大方面:一是把教育作为实现其“匡时救世”政治理想的另一种方式;二是

昭示对张居正借取缔讲学、毁禁书院为名打击讲学之人(其中有不少是汤显祖的

师友)的专制主义的不满;三是受泰州学派平民教育思想的影响,对传统儒学教

育有叛逆倾向。这三大原因促使汤显祖能对教育倾注极大的热情,并在时机合宜

之际(如贬官徐闻、任官遂昌)为当地的教育作出实质上的贡献。

关键词:汤显祖;政治理想;张居正;罗汝芳;泰州学派;教育;原因

  

汤显祖的一生,创作了著名的戏曲“临川四梦”,写下了大量的诗文。除此之外,他还尽心致力于教育,并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如贬官徐闻时创建贵生书院,任遂昌知县时修建相圃书院,辞官归里时与邑绅议建崇儒书院,等等。对于汤显祖的教育思想以及他在教育方面的贡献,已有不少专家、学者进行过论述,然而,对于汤显祖致力教育的原因却讨论较少。笔者以为,汤显祖致力教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除了遵循封建士大夫和学者倾心教育的普遍性原则(传播学术思想、培养科举人才、教化民众)之外,还在于有着他个人的独特性。这一独特性可归结为三大方面:一是把教育作为实现其“匡时救世”政治理想的另一种方式;二是昭示对张居正借取缔讲学、毁禁书院为名打击讲学之人(其中有不少是汤显祖的师友)的专制主义的不满;三是受泰州学派平民教育思想的影响,对传统儒学教育有叛逆倾向。本文拟就这三大方面作一简要考察。

  

  

考察汤显祖的一生,我们很容易发现他在贬官徐闻之前,还是像历史上的诸多仁人智士一样,怀有“匡时救世”的政治理想,希望自己将来能对国家、对人民作出一份贡献。

    汤显祖从小就在有着书香之气家庭的熏陶和徐良傅、罗汝芳等老师的教育下,知道儒家“学而优则仕”的道理,故勤奋读书,希望将来登第出仕。因此,虽然他少年时代就喜韵语,但却“时为举子业所夺,心散而不精”[1]。他14岁时即补县诸生,每试必名列前茅,21岁时乡试中举。然而,就在他豪情满怀朝着进士的目标迈进之际,却一再遭受挫折,接连四次进京参加会试都没有成功。前两次落选可能是制艺文不合考官的口味,后两次落选则是因为拒绝首辅张居正的延揽,不愿意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功名。汤显祖不愿接受张居正的延揽,虽然显示出他的正直高尚的品格,但对于一个要想在日后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政治家来说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关系中,一个人被上司青睐和提拔,往往比他的实际才干更重要。无论是什么原因,汤显祖参加会试四次落选却是活生生的事实,这一事实对于他想通过科举来实现自己的救世信念,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数不第,展转顿挫,气力已减”[2]。而且,这种因科举之弊而带来的打击也成为他以后移情教育的出发点之一。

如果说,参加科举考试的挫折仅仅是使汤显祖的凌云壮志“气力已减”的话,那么,他于中进士后在南京为官的八年,则由于仍然不愿接受朝廷重臣的延揽,而且又对政治上的黑暗和官场上的腐败常予以讥评,以至于触怒了君王和权贵,最终失去了向上升迁的机会。

    凭汤显祖的三甲进士名次,按例是没有资格入选翰林院庶吉士的,但当时的辅臣申时行、张四维因汤显祖的才名,为了招致人才,有意要让他入选翰林院,他们叫自己的儿子去结纳汤显祖,这本来又是汤显祖日后能在仕途上升迁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然而,汤显祖的性格决定了他所采取的拒绝行动,他不但不受朝廷重臣大老的结纳延揽,相反,却与他们的反对派声气相通、关系友好。汤显祖同情和支持御史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丁此吕等人的倒张反申运动,对御史万国钦、饶伸、高桂等因上疏言事遭贬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并与这些人一道毫不顾忌地抨击朝政、讥评时事。汤显祖的同乡、刑部尚书舒化特来信劝他宜近老成人,不可接触少壮而居下位的好言事者,以免断了自己的前程。汤显祖复信则毫不客气地反驳:“明公以诸言事者多恶少,正恐诸言事者闻之,又未肯以诸大臣为善老耳。”[3]在南京期间,汤显祖这种关心时政、希望革新政治的锐气和责任心的最突出表现,是他所写的《论辅臣科臣疏》。在这篇疏中,他对大肆受贿的吏科给事中杨文举、昏聩无能的礼科“蛤蟆”给事胡仲仁进行了尽情揭露,对从张居正到当时的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等进行了讥评。然而,汤显祖却因此断送了他在仕途上的前程,被贬谪到边远之地的广东徐闻县。

汤显祖在南京官场上的表现,说明了他政治上的不成熟,所以,尽管他富有才名,尽管他曾经有过极大的从政热情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尽管他在政治活动中花费了前半生的大部分时间,但他却缺少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素质,以致于“匡时救世”的报国壮志难酬。

当然,汤显祖毕竟不是一个庸俗之辈,他虽然在仕途上屡遭挫折,但他并不从此一蹶不振。他从现实中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无法以朝廷之官的身份来实现“匡时救世”的抱负,只有通过其它的方式或许还能对自己的抱负实现一二。所以,汤显祖才会很快将难以通过仕途实现的抱负移情于平民教育,希望通过创办书院和设堂讲学来开启民智、教化民众,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从而达到渐进地改良社会的目的。由此可以认为,汤显祖被贬至徐闻、任遂昌知县及归里不久这段时间内致力于教育,实际上是他实现自己“匡时救世”政治抱负而采取的另一种形式。

  

  

    张居正是明朝万历初年的一代名相,这已经为众多史学家所公认。汤显祖对张居正的辅国成绩基本上也是持肯定态度。他说:“凡所以为天下者,刚柔而已。……江陵张公以刚扶冲圣之哲而事亦不可谓不治也。”[4]这里,汤显祖认为张居正以雷厉风行的作风,收到了天下之治的效果。那么,汤显祖与张居正的矛盾何在呢?一些研究者指出,一是由于汤显祖不愿阿谀奉承,不想在会试中成为张居正之子的陪衬人物;二是对张居正阻塞言官的言路有激愤;三是汤显祖厌恶张居正反对讲学、毁禁书院的专制主义。笔者以为,在这些矛盾中,第三种是促使汤显祖致力教育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的书院,是封建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书院与官学教育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书院是为学术而不是为科举。明代初期的一百年,正是程朱理学独尊地位的确立时期,故此书院不振。明中叶以后,由于王阳明、湛若水的热心讲学,全国书院数目为之大增。然而,由于王阳明的“致良知”及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理论与官方所承认的程朱学派不合拍,因此出现了连续几次禁毁书院的行动。前两次分别是嘉靖十六年(1537)和嘉靖十七年(1538),第三次则是在万历七年(1579),其主谋是张居正。

张居正一直反对讲学、厌恶书院。早在万历三年(1575),他就说过:“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任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谈。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5] 张居正执政之前,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所创的泰州学派在民间影响很大。张居正执政之时,泰州学派的传人罗汝芳等人的讲学活动正在开展,张居正于是请求朝廷明令禁止讲学。万历五年(1577),时任云南参政的罗汝芳来京为朱翊钧生日进贺表,在城外广慧寺讲学。张居正闻知,则唆使刑科给事中周良寅弹劾罗汝芳,并通过神宗罢了罗的官。迨万历七年正月,则又通过神宗下诏,“命毁天下书院”,“所创书院及各省私建者,俱改为公庙衙门,粮田查归里甲”[6]。这次禁毁书院,其规模比前两次更大,手段也更严厉。通过禁毁书院,张居正达到了打击一大批在野势力和压制思想舆论的双重目的。

    令汤显祖感到十分不满的是,张居正所厌恶和打击的对象,大都是汤所崇拜和拥护的师友,比如说罗汝芳。汤显祖在13岁时,就游学于罗汝芳主持的南城从姑山前峰书屋。二十多年后,即万历十四年(1586)夏,罗汝芳游至南京期间,汤显祖还与焦、朱廷益、李登等人,每日与罗汝芳谈学于南京城西永庆禅寺。汤显祖对罗汝芳的为人及学问一直很钦佩,曾说:“如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7]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张居正取缔讲学和对讲学之人的严厉打击,尤其是其中伤害到汤显祖景仰的老师和朋友,这不能不使汤显祖对张居正的专制主义作风感到不满,也使汤显祖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然而,张居正反对讲学、毁禁书院之际,汤显祖虽已富有才名,却仍未入仕途,为了顺利登第入仕以实现“匡时救世”的理想,他一方面为无法报答师长的教诲之恩而深觉内疚,一方面只有将自己对张居正的不满暂时埋藏在心。所以,当他于张居正死后的次年(1583)中了进士后,不久就给罗汝芳写信,表白自己的心愿。他说:“受吾师道教,至今未有所报,良深垂然。道学久禁,弟子乘时首奏开之”[8]。可见,汤显祖对国家应放宽开书院讲学之事是一直记在心里的。汤显祖中了进士后,因为仍然不愿依附权贵,只好先后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一类的“冷官”;而且,他又因时常抨击时政被视为“不谨”,不仅未能升迁,最后还因上疏触怒皇上和权臣而遭贬,以至他还是无从实现“匡时救世”的抱负和报答恩师的心愿。只有当他贬至徐闻当典史和任遂昌知县期间,他凭着自己的声名和小小职权,才得以将十几年来压抑在心的对张居正专制主义作风的不满(包括在南京任官八年没有实现其“救世”理想却遭受贬谪的忧愤),以讲学和办书院的教育实践在弹丸之地予以发泄,并以这种发泄来曲折地表达自己对曾受打击的师友的报答。例如,他在徐闻仅半年,不仅频繁讲学,而且大力促成了贵生书院的落成;在遂昌刚上任三天,就谒孔庙,视学堂,查藏书,一年之内便修好相圃书院(含射堂),置好学田,建好尊经阁(图书馆);在辞官归里后不久,他又与邑绅议建崇儒书院以为会讲之所,不到三个月即完工。追根溯源,汤显祖这一系列的教育举措,可以说是在以实际行动向世人昭示自己对张居正反对讲学、毁禁书院专制主义的彻底不满。

顺便指出,汤显祖对张居正毁禁书院、取缔讲学的专制主义的不满,不仅表现在上述的观点和行动,而且也表现在他对友人置学宫和讲学的怀念。如,他评龙宗武(字君扬)“盖公平五开时,已兼视学。时从黎平学宫诸生讲艺歌诗习射”[9]。又评端威伯云,“永宁治万山中,民气横。府君为折节治学宫,广置弟子员”[10]

  

  

泰州学派的主要特色,是表现在力图把传统儒家教育改造成具有世俗化的平民教育,同时也表现出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倾向。黄宗羲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11]考察其渊源关系可知,颜山农是王艮的弟子,他的观点是主张率性行事,纯任自然,提出把教育作为培养自然人性的工具,完全抛弃传统的儒家经典,不要拘泥于所谓“戒慎恐惧”的工夫,大胆做人,勇往直前,冲破纲常名教的束缚。颜山农的弟子何心隐,早年在家乡推行家教试验,企图建立一个贫富均等、政教合一的“寡民小国”,以表现对当朝政府腐败和封建专制的不满。罗汝芳是颜山农的另一弟子,他也象何山隐一样,常以王艮独创的“百姓日用之学”[12]鼓动听众。总体上看,泰州学派的讲学对象主要是庶民百姓。如罗汝芳讲学时,“至若牧童樵竖,钩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健将,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窃履名儒,衣冠大盗,此但心至则受,不问所由也”[13]。至于泰州学派的平民教化代表人物,如樵夫朱恕、陶匠韩贞、田夫夏叟等,其教育对象更是清一色的平民百姓。他们所讲的无非是劝人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扬恶从善的道理,从内容和形式上打破了儒者拘泥书本照本宣科的传统。

汤显祖的教育思想是相当丰富的,他的许多文章,如《新建汀州府儒学记》、《南昌县学田记》、《临川新置学田记》、《遂昌县相圃射堂记》、《贵生书院说》、《惠州府兴宁县重建尊经阁碑》等,以及他的一些诗和尺牍中,都反映出他关于教育的许多主张,对此学者多有共识,此无需赘述。然而,笔者在此需强调的是,汤显祖作为罗汝芳最虔诚的学生之一,无疑受到泰州学派平民教育思想较深的影响,其中较明显的一个方面,就是汤显祖从理论上认识到教育的出发点之一是使人性复归以及人心的自然流露。汤显祖认为,“性”是本善的,天赋的,是每个人所故有的。他说,“天机者,天性也;天性者,人心也”[14]。而人性要复归,最简捷的方法是保持人的“赤子之心(天机)”,但如果一个人读了书,经过“俗师之讲说,薄士之制义”[15],脑子里就会充塞儒学教条,再加上八股文取士制度对人心灵的摧残,则“积数十年,中庸绝而天机死”[16],所以,“俗学虚谈,吾辈收其实用”[17]

    能够较为集中地体现汤显祖所受泰州学派平民教育思想影响的是他的《贵生书院说》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继承了其“天生人至灵”[18]的观点,着力宣扬“天地之性人为贵”、“知生则知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君子学道则爱人”等一系列教育宗旨。顺便指出的是,汤显祖将徐闻所建书院名之曰“贵生”,正如他自己所云,是来徐闻后,见“其地人轻生,不知礼义,弟故以贵生名之 ”[19],以此来劝教民众善待生命而勿轻生,且教人知道礼义,从礼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即使离开了徐闻,他仍“独念君子学道则爱人”[20]

    汤显祖关于教育出发点的认识,继承了柳宗元“生人之意”、“厚人之生”的思想要素,吸收了他的老师罗汝芳“天命之性,即是天生自然”以及泰州学派的另一传人、他的好友李贽“天理即在人欲中”和关于“童心说”的思想营养,再加上他自己的理解和发挥,从而使得他致力教育有了理论的源泉。

    当然,汤显祖所继承并发扬的泰州学派的平民教育思想,以他在朝廷的位置,是难以推行的。他只有在偏远的徐闻和遂昌任职时,才能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所以,无论他是在徐闻凭着他在文史方面的盛名及徐闻县令熊敏的支持,还是他在遂昌以一县之长推行政令,只要是建书院或讲学等关于教育方面的事,他都能够倾注极大的热情。他虽然谦虚地说自己“不善为政,因百姓所欲去留,时为陈说天性大义……唯与诸生讲德问字而已”[21],但正如当时的教育界权威人士、南京国子监司业刘应秋所评价:“徐闻之人士,知海以内有义仍才名久。至,则蹑衣冠而请谒者,趾相错也。……乃又知义仍所繇重海内,不独以才,于是学宫诸弟子争先北面承学焉。义仍为之抉理谭修,开发款启,日津津不厌。诸弟子执经问难靡虚田,户履常满,至廨舍隘不能容。”[22]由此可看出,汤显祖热心传道授惑,无论来者是谁,均待之以诚、诲之不倦,其教育之法,明显带有泰州学派哲人的作风。

    正因为汤显祖受泰州学派平民教育思想影响较深,所以他能够以满腔热情致力于教育实践。也正因为汤显祖看重不同于封建官学教育的平民化教育,所以他的突出教育业绩能与他的政绩一道,深为他曾任职的徐闻、遂昌等地百姓的景仰和铭记。在徐闻,直到晚清,汤显祖还被称为“五夫子”之一,与宋代大儒周、程、张、朱平起平坐,同享祭祀;在遂昌,汤显祖离任十年后,当地士民还遣专人往临川为汤画像,并先后立相圃生祠和汤公遗爱祠,供后人祭祀三百余年。

我们无庸讳言,汤显祖毕竟是一个生活在封建时代的人,他的生活经历及思想倾向必然带有他那个时代的重重痕迹。就其致力教育而言,他的教育目的仍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其教育内容也未脱离正统儒学的范围。然而,汤显祖在致力教育方面体现出来的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的叛逆倾向,与他在其名垂千古的戏剧作品“临川四梦”中表现的叛逆思想一样,同样有着光彩照人之处。

  

[参考文献]

(除注明外,均出自徐溯方笺校的《汤显祖全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1月)

[1]《答张梦泽》,第1451页。

[2]《与陆景邺》,第1436页。

[3]《答舒司寇》,第1285页。

[4]《张洪阳相公七十寿序》,第1056页。

[5]张居正《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载《张文公全集》奏疏卷四。

[6]载《明神宗实录》卷八十三。

[7]《答管东溟》,第1295页。

[8]《奉罗近溪先生》,第1319页。

[9]《前朝列大夫饬兵督学湖广少参兼佥宪澄源公墓志铭》,第1242页。

[10]《永宁知县静寰端公墓志铭》,第1249页。

[11]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

[12]《王心斋先生遗集·年谱》。

[13]转引自《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四卷第92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版。

[14]《阴符经解》,第1271页。

[15]《光霁亭草序》,第1102页。

[16]《太平山房集选序》,第1098页。

[17]《寄李舜若侍卿》,第1343页。

[18]《秀才说》,第1228页。

[19]《与汪云阳》,第1501页。

[20]《答徐闻乡绅》,第1331页。

[21]《答吴四明》,第1354页。

[22]刘应秋《徐闻县贵生书院记》,载《刘大司成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