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文化研究成果(选录2)

发布者:丁晓卿发布时间:2016-06-24浏览次数:610

汤显祖《古今治统弁言》真伪考

(原载《抚州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

黄建荣

摘要:明代学者徐奋鹏所著的《古今治统》一书,其中有一篇署名为汤显祖的序文,

名曰《古今治统弁言》,该文为《汤显祖全集》所不收。经过对这篇序文的写作年

代、汤显祖与徐奋鹏的交往情况、《古今治统》的成书和初刻时间、《古今治统》现

存版本等方面的考证,认为《古今治统弁言》一文是他人的伪作。

关键词:汤显祖;徐奋鹏;作品考证

  

今人徐朔方所笺校的《汤显祖全集》[1],是至今为止对汤显祖的所有作品搜罗最完备的一书,其中包括了不少后人所辑的佚文佚诗。

最近,笔者在翻阅临川的明代学者徐奋鹏所著的《古今治统》一书时,发现该书有一篇汤显祖题署的《古今治统弁言》,该文为《汤显祖全集》所未收,其他研究汤显祖的学者也均未提及,今摘录并标点如下:

  

    徐笔峒《古今治统》弁言

  

    徐子字溟,捐帖括,技不试,教授山中、河汾、藕湖,千里裹粮而从者,于

兹有年。或述之余曰:馆曹俳场,一喧一寂,易与耳。今笔峒子明揭三辰,秘抽

二酉,史必铸经,治即显道。断千秋之疑狱,不用戟钩;开群瞽于迷途,如临月

境。其酎可酣,而和可引也。言以发之,其衡是程,而石是钧也,修则俟焉。虽

涑水紫阳,恨不上下其议。而诸家朴涑,无论允若,巨匠构兹栋隆,足供圣哲购

求矣。既而,徐子惠来谒余宝珠轩东,挟其书以为质,求叙其端。余时翻译涅磐,

未暇一加校雠而举其凡例以讨其指归,则于大一统而居正之义,旷若发蒙。于以

补吾临文献所不及,作者述者俱非欺矣。序以归之。[2]

  

    那么,该文的真实性如何呢?表面上看,该文所涉及的徐奋鹏的经历以及汤显祖的生活和思想,大致上是符合事实的。然而,愚以为,该文作伪的可能性很大,最大的破绽是文后的落款,其云“天启癸亥秋清远道人汤显祖题”。众所周知,天启癸亥年为公元1623年,而汤显祖卒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按常理来说,汤显祖是不可能于去世后再来为他人写序的。最早提出这一疑问的是王重民先生为《古今治统》一书所作的提要。他说,该书“卷端有汤显祖序,疑伪,因显祖卒于万历四十五年故也”[3]P329)。这里,王重民先生误将汤显祖的去世年份推迟了一年,但他提出的疑问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不能仅仅由于落款时间不符这一点来判定该文的真伪,因为古籍中也存在不少类似的年代失考的情况。实际上,要断定《古今治统弁言》一文的真伪,除了可以把落款时间作为一个必需条件之外,还应该有其它的证据。如果仅仅是以古人年代失考作为理由来解释是不够的,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汤显祖会不会和有没有可能为徐奋鹏写这篇序文。

    徐奋鹏(1560--1642),字自溟,号笔峒山人,人称笔峒先生,临川云山乡巷口村人。据旧县志记载,他“年十八,每试冠军,汤显祖为之延誉”[4]。徐奋鹏一生无意仕途,而在家乡笔架山下设馆授徒,写了不少文史方面的著作,今存于世的有《古今治统》和《诗经解注》(也称《诗经删补》)两部。与汤显祖的年龄(15501616)相比较,徐比汤小十岁。徐奋鹏18岁刚出名时,汤显祖已是海内名士,当时,“(宰相)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闻显祖及沈懋学名,命诸子延至。显祖谢弗往,懋学遂与居正子嗣修偕及第”。[5]P) 徐奋鹏与汤显祖是同乡,徐于万历五年(1577)成名前后,汤正在家乡,不可能不知徐“每试冠军”之事,故称誉之当为情理之中。另外,现存的徐氏《诗经解注》一书,是徐的成名作,写于万历中后期,当徐氏“讲道授徒时,苦毛诗朱传繁简不齐,至学者昧比兴之旨,订为《删补》一书。言者议其擅改经传,请治罪。比达御,神宗阅之,谓此书不悖朱注,有功毛传,事遂寝。------(徐)自是名益显著”[4]。据一些史料记载,徐奋鹏的《诗经解注》刊行后,在当时影响较大,“自万历间行于闽中”[6],“已经坊刻者,皆不胫而走,艺林久奉为指南”[7]P642--643)。《诗经解注》所产生的影响较大,甚至惊动了皇帝,汤显祖是不会不知道的。反之,因为汤显祖早已是“海内名士”,徐奋鹏也就不可能不知汤显祖的名气,否则他就不会“与同乡著名戏剧家汤显祖为莫逆之交,时以诗文相切磋,对‘临川四梦’的创作和修改提了很多中肯的意见,深为汤所器重”。[8]P675)由此可知,汤显祖与徐奋鹏之间有一定的交往是可以相信的。但奇怪的是,笔者反复查阅过《汤显祖全集》及有关地方资料,并查找了徐奋鹏的两部存世书,竟发现汤氏无一篇诗文提及到他与徐之间的交往;徐氏两部存世书的自序及他人所作的序中,也没有提到徐奋鹏与汤显祖交往的情况。

    再从徐奋鹏所著的《古今治统》一书的成书年代来看,是在崇祯年间,依据主要是徐奋鹏为本书所作的《自序》和《凡例》,其落款时间分别是崇祯戊寅(1638)春和崇祯戊寅仲冬,时隔汤显祖去世已二十余年。当然,《古今治统》的书稿完成,至少还可上推五年。据徐奋鹏的曾孙徐待徵在该书重刻时所作的《跋》中所言,《古今治统》“初名《千古大观》,疑其僭。崇祯癸酉(1633)秋冬,重订以完其美,而《古今治统》之名始定”。[2]由此可见,《古今治统》一书的定名及初刻时间,都是在汤显祖去世之后,而无论是徐奋鹏本人的《自序》和《凡例》,以及徐待徵的《跋》,均无一字提及有汤显祖为《古今治统》作序之事。

    另据笔者目前所知的《古今治统》现存的版本来看,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刊有《古今治统弁言》一文的版本,如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雍正元年(1723)槐柳斋刻本(以下简称“上图本”)和王重民先生所看到的、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清雍正刻本;一种是未刊有《古今治统弁言》一文的版本,如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清雍正刻本(已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7],以下简称“北大本”)和临川云山乡万澄心先生记于光绪壬寅(1902)冬月的抄本(笔者觅有复印本,以下简称“抄本”)。需要说明的是,“北大本”与“上图本”虽然都是刻于雍正年间,其版式也相似,但字体略有不同,且“北大本”除了没有汤显祖所作的序文之外,还没有具体年份,没有徐待徵的《跋》,而江西高安人士、时官太子太保太傅都察院左都御史的朱轼(字可亭)在雍正元年(1723)所作的 古今治统·序》的最后,还盖有“朱轼之印”和“可亭氏”两颗方印(“上图本”无印章)。“北大本”的情况表明了一种可能:即《古今治统》一书在雍正年间重刻时就有了两种不同的刊本,其中一种则刊刻了署名汤显祖的序文。至于“抄本”,除了正文外,既没有作者自序,也没有任何他人所作的序或跋,因而无从论及汤氏序文存在的与否。

这篇题署汤显祖所作的《古今治统弁言》,有一句“徐子惠来谒余宝珠轩东”的话,这句话中的“宝珠轩”也无从落实。因为据清嘉庆十二年(1807)和光绪三十二年(1906)两部《文昌汤氏宗谱》卷首同载的《抚郡汤氏廨宇规模记》,汤显祖归里后不久移居的沙井之新规模,有汤氏家塾、金怩阁、玉茗堂、省兰堂、寒光堂、清远楼、芙蓉馆、四梦台等多处堂阁,却无宝珠轩之名。另据《抚州府志》和《临川县志》载,玉茗堂内还有揽秀楼、毓霭池诸景,也没有宝珠轩。而且,汤显祖弃官归家后直至18年后去世,几乎没有离开过沙井居所,但他在这期间写的所有诗文,并未提及宝珠轩这一名称。

    不过,却有一个证据,似乎可以认定《古今治统弁言》是汤显祖所作,即朱轼在雍正元年(1723)所作的 古今治统·序》中,引用了汤显祖所作的序文。当时,朱轼“暂请假归里,(笔峒)先生曾孙待徵因吾同邑陈子伦及携书求题其卷首”,他在序中云:“玉茗之序兹集曰:‘史必铸经,治即显道。’吁!二语尽之矣。”[7]P644)朱序正好引用了题署为汤显祖所作的《古今治统弁言》中的两句话。按理说,朱轼之序是可信的,因为他肯定看过汤的这篇序文,否则他就不会引用其中的语句,而且,他所处的时代离徐奋鹏去世的时代距离也比较近。那么,朱轼难道没有注意到序后“天启癸亥”这几个不符合汤显祖卒年的字词吗?当然不会。我们可以较容易地推测,朱轼显然是在为《古今治统》写序时,没有认真考证汤显祖的具体卒年,因而不自觉地作了伪证,以至贻误后人。

    由上所述,可以肯定地认为,徐奋鹏《古今治统》一书所载的《古今治统弁言》一文,并非汤显祖的作品,而是他人的伪作。

  

[参考文献]

[1]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

[2].徐奋鹏.古今治统.槐柳斋刻本.雍正元年(1723).

[3]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4]临川县志(人物志·文苑传) 卷四十三. 同治九年(1870).

[5]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6].归启先.诗经通解序.顺治十五年(1658).

[7]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

[8]临川县志(人物传).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3.